120天，20多份简历，2份工作，1份实习，3个职业方向。这是刘一凡在职业生涯中由一名学生蜕变为一名职场人员的全部经历。就在两天前，刘一凡刚刚从一家公关公司跳到一家隶属运动领域的公司，职位也从公关人员转变为编辑人员。

对于这样的逆转，刘一凡坦言，公关公司的工作强度太大，熬夜加班改方案是工作常态，而生活的乐趣已然被加班冲淡了。在与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亲密接触2个月后，刘一凡毅然决然提出离职。

跳槽比工作来得更早一些

出生于1993年的刘一凡是北京某重点高校的一名社会保障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直到今年4月底，她还是某教育培训机构的实习生。忙完论文和实习后的她突然意识到应该好好准备找工作了：投简历、奔波于企业的面试与笔试。两个月后，刘一凡收到两份offer，一份是公益机构，另一份是公关公司，一凡选择了后者。

“我明白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但当时在心急的情况下给自己选了个出路。”刘一凡说，看到身边的同学纷纷找到工作，的确有点着急了。

对于第一份工作，一凡表示“并不合心而是费了很大功夫说服自己”。

她是这样“说服”自己的：虽然是本土的公关公司，不像4A广告公司那样流程规范，但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公关的各个环节都会接触到。

两个月工作下来，一凡突然觉得公关公司可能真的不适合自己，工作强度大不说，而且严重妨碍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

对于一个夜跑爱好者来说，一凡对刚刚入职这家涉及运动领域的公司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喜欢运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都是我感兴趣的，而且公司在跑步圈里发展得也比较不错。”

“综合考虑”后，一凡选择了“纵身一跃”。

回首短暂的职业生涯，一凡感慨说，如果真的可以回头来看的话，我会选择提早去重新规划，可能会去大一点的公关公司实习，然后更早一些开始规划找工作的事情。

跳槽后的一凡仍旧在探索期：“我最初规划的是做品牌，但现在做的是内容，我想以后还会有无数个可能吧。

刚开始很满意，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去

上午十一点，23岁的小莉将门禁卡、饭卡上交给了公司部门，办完最后一道离职手续，正式离开她所在的一家传媒公司。

和小莉一起离职的，还有一位在媒体圈从业十年之久的同事。今年6月份毕业后，小莉共收到4份offer，最终选择了刚刚离职的这家传媒公司。小莉所在的传媒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媒介集团。入职之前，包括父母在内的一家人都很满意这份工作。

“漂亮的女领导和明确的目标。”小莉觉得，自己着手准备找工作的时间并不早，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实属幸运。

作为一名“职场小白”，接下来两个月的工作让她越发有些犹豫：由于公司刚刚运作，所以同事办事不规范，也没有流程，加上自己没有工作经验，做事一头雾水结果导致了很多矛盾;领导很忙，没时间告诉她该怎么做;领导批评人的时候不太尊重人……

“感觉很受挫，两个月下来，刚入职时的干劲完全没有了。”小莉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决定换个环境。

“不要为找别人眼中的‘工作’而找工作，要好好考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小莉说，这是她在求职路上最大的感受。

在父母和个人之间找一个“折衷点”

在北师大校园里，未来网记者遇到了拖着行李箱刚刚返校的即将读研三的刘彬。

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次返校与其他同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他时隔两年后的返校。

刘彬在研二时选择了休学去贫困地区全职支教两年。“支教是我三十岁之前的一个梦想，但是选择在研二休学去支教，完全是遵从父母的意愿，他们觉得支教两年毕业后，我就是有两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刘彬告诉记者，他三十岁之前的另一个愿望，是在寺庙里待一段时间。

父母为他未来求职所做的规划，刘彬却不以为然，对于找工作这件事他本人似乎还没有“上心”。

“要么考博要么工作，工作应该就是奔着教师考，但是在哪个城市还没想好，随便去哪都行。” 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小刘表示，父母的意见会尽量考虑，但是并不会完全听父母的，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再结合父母的意见来决定。

未曾迷茫过的青春也许就不会被叫做青春。在青春的道路上，明确的就业意向是应届毕业生和准毕业生最难把握的必选项。未来网针对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准毕业生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对就业感到迷茫”的选项中，三分之一的学生态度暧昧，而“比较认同”和“比较不认同”的学生各占四分之一，只有10%的学生表示“完全不感到迷茫”。

同时，在记者对近30名准毕业生的采访中发现，近一半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并没有明确意向，而近40%的学生对就业岗位并不十分明确。而对就业单位和岗位意向明确的同学来说，有近一半的人对意向公司情况的了解持暧昧态度，只有7%的人对意向单位比较了解。